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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最后一座煤矿(北京最后一座煤矿)

?“你怕了吗?”

经常有人问安尔童,当他深入地下百多米甚至上百米不见天日的时候,他的感受如何。

北京最后一座煤矿(北京最后一座煤矿)

“在地下”工作了30年,当安尔童退休时,他工作的木城尖煤矿也即将结束。 —— 1998年以来,北京开始大规模治理大气污染,向燃煤污染宣战。

这场“战争”持续了20年。截至去年,北京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微克,比20年前下降了95%。

矿井里的工人陆续离开,老平房院里的煤棚被拆除,锅炉房不再烧煤。环保执法队员“爬高烟囱”的频率减少,更好的技术和能源成为煤炭的替代品。

煤炭正在逐渐淡出我们的取暖记忆。

千年采煤史即将结束

木城间曾经是北京西部最大的煤矿。 1952年建成投产,最高峰时年生产能力达170万吨,职工人数7400余人。自成立以来,已为国家贡献煤炭资源超过7000万吨。

据说,北京的煤炭开采“始于辽金以前,元明以后”。西部的门头沟曾是中国五个最大的无烟煤产区之一。以煤炭为核心的采矿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。

安尔童是门头沟人。 1980年,26岁的他来到木城尖煤矿,成为一名矿工。

他10年前开始退休。

1960年至2007年,门头沟本地原煤产量平均占北京最终煤炭消费量的63.5%。由于长期开采,山石裸露甚至空心,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。后来,随着首都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定位的战略调整,门头沟被赋予了“生态涵养开发区”新的功能定位。

告别矿山、恢复生态环境大行动正式启动。

去年年底,木城尖煤矿被关闭,彻底成为记忆。荒凉萧条的矿区让安尔童更加失望。这块“亿万年沉积的黑金”承载着矿工们的青春。

截至目前,门头沟区已陆续关闭全区270个乡镇煤矿和500多个非煤矿山、砂石厂。门头沟最后一个国有煤矿大台矿也将于今年年底关停,这意味着京西乃至北京将彻底告别辽代以来数千年的采煤历史。

再也不用“囤煤过冬”

八月下旬的一天,北京呈现出初秋的景象。 90多岁的郭奶奶站在院子门口,晒着太阳,剥着洋葱。

她家住在东城区洞庭胡同。大约三年前,洞庭胡同开始以电代煤。

郭奶奶指着一块空地说,你看,那以前是煤棚。每年九月,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囤煤过冬。郭奶奶一家一个冬天要烧500块煤。她觉得这样很麻烦。 “每天早上,我都用切碎的柴火生火,而且还要不停地换煤,所以火无法被扑灭。现在只有一个开关,天冷了就可以打开。这很方便。”太多了。”

煤棚“旧址”如今已空无一人,周围长满了绿色植物。除了更方便之外,郭奶奶觉得煤改电后,煤渣没有了,环境干净多了。

干净,也是谢贝的感觉。

她家住西城白纸坊青之园社区,家有五间屋子。 2013年,该地区开始实现煤改电。

往年冬天烧煤,一年要用六车煤,每车400块煤。她笑说,炉子烧不着。在她结婚之前,她的父母帮忙办了这件事。结婚后,工作就轮到她的情人来做。

用电取暖后,一冬天的费用与以前差不多,约为4000元。虽然电比煤贵,但算上政府补贴后,还是便宜很多。

2003年至2013年,北京市持续推进中心城区和核心区老旧平房“煤改电”。根据政策,“以电代煤”的居民将采取居民低谷试点电价,即降低低谷电价,以降低居民用电取暖成本。

除了享受较低的夜间供暖价格外,符合一定条件的居民还可以享受政府补贴。 2013年以后,农村开始从煤炭转向清洁能源。

也就是说,北京的民用散煤管理是一个将核心区的经验逐步向外界传播的过程。这一时期,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,人们逐渐改变生活习惯,为环境改善做出贡献。

燃煤发电成为历史

知春里锅炉房与中关村知春分局毗邻而居,就像一对“苦难兄弟”,共存共处。

锅炉房为周边45万平方米供热,拥有3台20吨锅炉。往年采暖季用煤量为八九千吨。

“2013年煤改气后,学校是直接受益者。”知春分局新闻发言人肖文表示,锅炉房不再烧煤,改用清洁能源天然气。

长期以来,我国一直保持着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。 80%以上的煤炭直接燃烧。高耗低效的煤炭燃烧,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、二氧化碳和烟尘,形成的煤主要是烟尘型煤。空气污染。除户用分散燃煤治理外,燃煤电厂和各类锅炉是北京市燃煤源污染治理的两大对象。

从1998年开始,北京启动了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工作。 2009年起,市六区开始改造20蒸吨以上锅炉。随后,北京划定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。截至2018年底,北京平原地区燃煤污染基本消除。

在煤改气的道路上,企业的参与不可或缺。

2017年,燕京啤酒180蒸吨锅炉全部完成煤改气,告别燃煤。

赵伟算了一笔账,煤改气后,每年将增加运营成本8000万元。现任北京燕京啤酒公司总经理助理、设备部部长,长期负责环保工作。 “作为国有企业,我们必须承担社会责任,树立良好榜样。”近年来,赵伟发现企业紧急生产的数量减少了,这证明天气越来越好。 “我们一定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蓝天碧水。”

事实上,这种末端处理方法最初广泛应用于电厂。

煤改气前,北京电厂主要以除尘、脱硫为主。 2010年,北京启动四大燃气火电中心建设。 2015年,四大中心陆续投入使用。 2014年至2017年,北京减少煤炭消耗约850万吨,彻底结束了燃煤发电的历史。

跟煤烟型污染作战20年

以前,每年供暖季前几天,严向阳和队友们都会选择一处高楼,寻找烟囱冒出的黑烟。曾任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队长。从1998年开始,环保部门每年都会派人登高检查黑烟囱。直到北京推行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后,登山频率才逐渐减少。

2013年,北京发布五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,开展“零点行动”——次夜间巡查。冬季供暖在夜间负荷最重,夜间容易忽视监管、偷工减料。这是检验企业排放是否超标的关键时期。

严向阳表示,虽然检查严格、处罚严厉,但如果企业改革政府,将获得财政补贴,是“胡萝卜”与“大棒”的结合。为鼓励转型,北京持续制定和完善20多项煤炭减排经济政策。

自1998年开始燃煤污染治理以来,北京与烟尘污染斗争已20年。二十年,是七千三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拼搏。除了政策保障,还有一群人为政策落地保驾护航。

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的张忠平也是北京煤炭管理的见证者。

“世界上没有大规模变革的先例可供我们参考,我们只能边走边探索,摸着石头过河。”张忠平表示,多年来减煤工作,每一项政策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审查。酿造和协调。

如何制定计划,每年应该改多少,可以改多少?需要进行大量的评估和研究,这与气源、电力设施以及现有相应的配套保障密切相关。然后,看看大家是否愿意做出改变。如果不是,是否存在资金不足、建设条件困难等难以克服的困难?

最终,还是要看改变的效果,大气污染治理是否实现了减排。

“只要你设定一个目标,如果你打不通气源,我们会帮你找到;如果你达不到,我们会帮你想办法。”从资金激励政策到项目节点,每一个进展都是多部门协商的结果。张忠平已经记不清自己去过现场多少次,开过多少次协调会。 “我每天要去两三个站点,这意味着我一年要跑上千次。”

其中最困难的是燃气管道的铺设,布线和选址尤其困难。有些管道需要穿越河流、公园,需要相关部门批准。有的管道在山区,管道根本上不去。

这一变化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。

过去,我们在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时,总是有不理解的声音。有人问,老祖宗烧了这么多年煤,为什么要换呢?现在,有人问政府部门,如果其他地方都改煤改电了,为什么不给我改呢?

严向阳和张忠平都认为,这是社会公众对减煤工作的理解和认可,也说明治理取得了成效,给大家带来了幸福。